保持現狀．無限迴避—論「艾未未．缺席」展 ~ 中
典藏今藝術 2011/12/12
首先，艾未未或許對手工物與物件有很高的創作興趣，但他並不是低限藝術家。然而，這次北美館展出的作品，物件的能量以一種冰封式的展覽手法，被鎖定在物件自身中。
【文／龔卓軍】
首先，艾未未或許對手工物與物件有很高的創作興趣，但他並不是低限藝術家。然而，這次北美館展出的作品，物件的能量以一種冰封式的展覽手法，被鎖定在物件自身中。北美館或藝術家對這個展覽的態度與操作，甚至選件，（或者可能是北美館的無態度、無操作與無選件，藝術家透過選件所凸顯的刻意壓抑語調），都恰恰好略去了艾未未現象中最熾熱的部分：他與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中國歷史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這種省略和迴避，如果是美術館的刻意美學操作，我們可以檢討其囿於現代主義形式美學的博物館概念，只偏重物件與媒材的思考，刻意不處理事件性的美學，換句話說，這次的展覽完全沒有熱的互動（當然，較之於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以下簡稱泰德美術館）後來造成有毒粉塵的《葵瓜籽》，觀眾開幕後可以坐臥躺在上頭，在北美館，你可以面對高聳的腳踏車結構體，轉一轉眼前腳踏車的輪子，聽聽它們單調空轉的齒輪聲，或者跟大廳的獸首拍拍照），冷的物件，我們只看到了一個物件式的、貧窮式的、溫和的艾未未；但相較於《老媽蹄花》中堅持維權的那個艾未未，如果這是藝術家本身刻意為之的美學操作，可能就是藝術家做了分裂式的選擇性呈現，刻意迴避掩藏其政治訴求強烈的紀錄片，北美館展場中，除了《透視學－天安門》之外，藝術家給台北觀眾開了個玩笑，吊了他們的胃口，或者說繼蔡國強幾乎是消費了北美館之後，艾未未幾乎是消遣了北美館，刻意以無言物件式壓抑語調處理了這個展出。
從有限的訊息管道，我沒辦法確定孰為因、孰為果，究竟是美術館刻意低調，還是艾未未將計就計，或者，是否有某些偶然因素造成了這個艾未未與台北的冷相遇。我感興趣的是，引起爭議的北美館對於這個展覽的態度，裡面隱含的第二道美學政治命題：究竟是誰在面對巨大的暴力？而面對巨大的暴力，美術館應當要求的是什麼樣的藝術、什麼樣的作品概念？
從2009年宣告這檔展覽以來，在兩年準備與開展的過程中，經過了「蔡國強泡美術館」和陳界仁「抗議北美館消費化商品化事件」，北美館對這個敏感的
展覽沒有任何明確一致的操作策略。沒有對艾未未的處境提出任何聲明，沒有指向《老媽蹄花》裡，面對中國威權政府下卡夫卡式法律官僚機器的荒謬，沒有引導出2009年10月在慕尼黑藝術館展（Haus der Kunst）出的「非常抱歉」中，展覽館100多公尺的外牆上9000多個塑料白紅藍綠黃書包，組合成的那一句漢語句子：「她在這個世界上幸福生活了七年」的那種震撼和動情力，沒有投入去年BBC艾未未專題《無恐懼亦無偏愛》呼應泰德美術館「葵瓜籽」展覽的深度分析評論，也沒有巧思安排今年艾未未透過錄影影像進行TED演講末尾，他半夜在北京透過網路即時觀看自己的演講與簡短露臉的蒙太奇反饋力量。當然，我並不認為一定要有《老媽蹄花》展出，我不認為北美館一定要有慕尼黑藝術館的書包或倫敦泰德美術館的一億顆葵瓜子，我也不認為BBC專題分析的角度與TED演講結尾的巧妙安排是可以重覆操作的，但我的問題是：艾未未個展為我們帶來了什麼？面對這樣一位具有高度操作策略的國際媒體紅人，北美館的應對策略是什麼？如果北美館持續保持低調，這種低調迴避的策略，背後的美學政治究竟有什麼原則？
本來，艾未未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缺席」展，整個命題最動人，亦最具反諷力量之處，首先是以藝術家本人的缺席事件展開的。事件底層，就是巨大的暴力結構。艾未未本人從今年4月3日從北京首都機場出境時被警方押走，因而缺席了原本規畫的4月5日台灣洽談展覽之行。有趣的是，半年多來，北美館本身至今對於這個事件的應對態度，與獲得大量國際聲援的艾未未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顯現了一種精神上的軟弱、無我與缺席。
原本在2009年7月促成展覽、進行邀約的謝小韞（當時是北美館館長任內），在今年4月份正夾纏在北美館「黑函事件」與「特展風波」中，因此，當國際藝術界的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紐約現代美術館、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紛紛連署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艾未未時，當泰德美術館在館舍顯眼處的「RELEASE AI WEIWEI」巨幅標語照片傳遍臉書時，即將進行展覽的北美館，反而在這些重要的聲援行動中缺席了。當時已成為台北市文化局長的謝小韞，曾經在2011年4月14日出席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座談會「誰怕艾未未：艾未未藝術行動與社會抵抗」，謝小韞本人對艾未未被押事件與將至的展覽的關聯，給出的說法，集中在藝術家的「不幸」與對中國應寄予「關心」這兩個模糊的話語上，她在6月7日《聯合報》副刊上發表的文章《藝術家艾未未》，開頭就說「對我而言，他只是一位藝術家。有人說他是社會運動者、建築師、人道關懷者，但本質上，他仍然只是一位藝術家。」就時間的角度而言，這種「只是一位藝術家」的論調，試圖將艾未未與社會運動、建築師、人道關懷強做區隔的「本質論」，恐怕已成定調了北美館後來展出的美學政治思考的層次：迴避政治與國家暴力議題，避免刺激中共。從文脈上，做為讀者的我，弄不清楚謝小韞講的「他只是一位藝術家」究竟與當代藝術的脈絡有什麼關聯。當態度變成一種形式，艾未未維權的態度與實踐，有可能跟
他的作品完全切割開來看嗎？做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的這兩次公開發言，不僅沒有表示過任何強烈的抗議與譴責的態度，沒有鼓舞文化界發展出進一步聲援與救援行動的理念說服，而且在座談會上，還花了不少時間為纏身的黑函與特展事件自我辯駁。當謝小韞在7月28日請辭文化局長下台，北美館長吳光庭亦在7月31日任期未滿一年即遭停聘歸建，陸續「缺席」後，其實不難想見，三個月後即將舉辦的艾未未個展，缺席的當然不僅是艾未未，台北市文化局與北美館本身在這個過程就已經做了很好的「自我缺席」大型展示。
顯然，對台北市政府的精神結構來說，大理石監視器象徵的隱形暴力監控，不僅是中國政府與艾未未的關係隱喻，也成了中國政府與台北市政府的關係隱喻。台北市政府與文化局的缺席與低調，彰顯著一種同質異型的暴力結構：台灣（在國家層次上）的自由受到隱而未發的中國巨大暴力威脅，艾未未（在個人層次上）自由受到直接的國家暴力威脅。我們可以理解，台灣是受中國威脅的國家，無法與德國與英美視艾未未為英雄的方式相比。而且，K先生的故事告訴我們，面對我們背後巨大的暴力靈，如果北美館的策略就只有保持現狀與無限迴避，那麼，樂觀地看，可以說台北市政府等於是在試著養胖中國政府的胃口，並期待它有一天會自己胖死；悲觀地看，這種美學政治，差不多就是接受對方的予取予求，將自己下降到吃力不討好的奴婢位置，連辦一個展都要看對方臉色，迴避所有政治議題，那就只能形成一種無所指向的拜物美學政治。我們可以問北美館與台北市文化局：K先生的策略是否是個好策略？可否試著向藝術家學習，思考過更靈活的長遠文化戰略？
※延伸閱讀：
‧保持現狀．無限迴避—論「艾未未．缺席」展 (上)
‧保持現狀．無限迴避—論「艾未未．缺席」展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