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大都會、台北故宮館藏都開放資源與數字化 新的觀者·新的創作

分類:博物館




中華藝術網 日期:2017/08/24   編輯部 報導

紐約大都會、台北故宮館藏都開放資源與數字化 新的觀者·新的創作

近年來,全球博物館開放資源與數字化策略進展迅速,這主要體現在開放藏品版權和收藏線上創作兩個方面。而面對博物館的數字化,兩種對立的觀點競相發聲。一方面有人認為博物館數字化浪費了大量資源而收效甚微,另一方面的觀點則是技術不僅不會減損對藝術作品的體驗,而且“為藝術創作增強了偶發性,擴大了場域”。

7月11日,台北故宮博物院網站 Open Data 專區也開放了7萬多張的館藏圖像供公眾下載。為紀念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出土218週年,大英博物館在線上發布了由228張高清圖片組成的3D 模型,觀眾可進行旋轉、縮放,多方位觀看石碑細節;此外,大英博物館還上傳了200餘件展品的3D 照片。


▲ 2013年1月21日,克利夫蘭美術館的 Gallery One 開幕,這是一個獨特的融合了藝術、科技的互動畫廊,以激發參觀者們探索該美術館的著名藏品,Gallery One


今年初,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發起了“資源開放”(Open Access)計劃,將來自於館藏公共領域內的圖片添加到了創意共享(Creative Commons)網站,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些圖片而不必擔心版權限制。博物館前館長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Campell)在離任前接受《藝術新聞》國際版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我已經在諸多方面推進了博物館的發展,我們現在已經相當現代化,並且全面進入了21世紀。我們擁有非常優秀的項目,參觀人數上升了40%,我們實施了數字化。並且還向現代以及當代藝術領域進行了拓展,同時我們還為將來做了很多計劃和打算。”


近年來,全球博物館開放資源與數字化策略進展迅速,2016年,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提供展覽圖片的下載;美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早已將館藏資源數字化並提供高清圖片下載。

▲2016年,MoMA 開始提供展覽圖片


這一切的源頭可以歸結到谷歌(Google)。自2013年起,谷歌推出谷歌文化學院計劃(Google Arts & Culture),通過與上百家博物館與檔案館的合作,可以讓用戶在線上瀏覽海量的館藏高清圖片。而在中國國內,從北京故宮博物院在APP上的全景展覽,到百度百科與國博、雲岡石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及其他數十家博物館合作的數字博物館計劃,博物館的數字化發展已經到達可觀的程度。從全景地圖到 VR、AR 技術,也讓數字博物館的可能性更加豐富。今年5月被熱傳的線上兵馬俑展覽,在無數個手機屏幕的方寸之間大放異彩,200億像素和360度全景可以讓人看清每一個陶俑身上的每一個細節,這樣的展覽甚至有著實體展廳無法相比的優勢。


博物館數字化是個偽命題?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擁抱這場博物館數字化的浪潮。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A)的新晉館長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近期出乎意料地對博物館數字化進行批判。在今年5月威爾士的文學藝術節(Hay Festival)上,亨特針對博物館數字化和英國脫歐後倫敦博物館行業發展的言論被《泰晤士報》刊登—在這篇名為《博物館是數字時代的世外桃源》(Museum visitors seek refuge from digital world)的報導中,亨特表示:“各博物館都在重新反思數字化熱,實際上,數字化耗資不菲,但是對公眾的價值很小。”

▲ V&A 新晉館長特里斯特拉姆·亨特近期出乎意料地對博物館數字化進行批判,V&A


他同時提到了深陷經濟危機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認為大都會正是因為在數字化方面投入過多,而使得其他項目的費用不足:“博物館界對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藏品數字化上投入的巨額資金爭議頗多,因為這意味著這些預算是從館內其他方面挪過來的。”此外,亨特也認為,參觀博物館的體驗與數字化是相悖的。他指出,當人們來到博物館裡參觀的時候,是不願意拿出手機來的,“很多時候,人們參觀博物館就是為了遠離網絡媒體。”此外,V&A 的導覽APP 下載量和使用率並不高。


斥巨資建造了龐大的數字媒體部,的確是坎貝爾最受指責的過失之一。坎貝爾的同事喬治·戈德納(Georege Goldner)在接受《藝術新聞》國際版採訪時表示:“好多已經發生的並非錯誤,只是不合適。我認為沒有必要建這麼大的一個數字媒體部門。”然而,這可以證明亨特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數字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嗎?實際上,大都會的虧損原因是多方面的,數字化只在其中佔很小的因素。在坎貝爾發布離職聲明之後,大都會的董事會主席丹尼爾·布羅茨基(Daniel Brodsky)仍感謝了坎貝爾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數字化的貢獻。博物館的首席數字官洛奇·塔倫(Loic Tallon)表示,他們將“繼續堅持這一核心投資”。

《紐約時報》邀請了包括藝術家村上隆、藝術史學家宰納卜·巴哈尼(Zainab Bahrani)和社會學教授沙龍·祖克寧(Sharon Zukin)等10位藝術界名人提出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走出眼前危機的建議,他們的建議中並沒有認為大都會的危機與數字化有關,反而覺得博物館在數字化上應該更進一步。嘻哈音樂人、2012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駐館藝術家DJ Spooky 表示:“我認為博物館也應該使用AR 技術。你可以在一幅畫前面舉起你的手機,得到一些與作品有關的信息。可以讓藝術家自己講解自己的作品。或者用waze 帶你逛博物館,甚至是合成貓王的聲音為你導覽。大都會的藏品猶如萬花筒一般,就看他們要如何玩轉這些藏品了。另外,大都會應該多多更新他們的APP。我們生活在一個未完成的世界中,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

▲ 2012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駐館藝術家 DJ Spooky 表示:我認為博物館也應該使用 AR 技術,djspooky.com


藏品數字化的成本與復雜度取決於館藏的規模。倫敦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僅藏有2300幅畫作,因此它們的數字化工程相對來說比較直截了當。但對於數量更多、種類更複雜的館藏來說,這項工作則加倍艱鉅。美國華盛頓的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組織內有19所博物館,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1.54億門類豐富的藏品。其中的1000萬件的信息已上傳網絡—這可以說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在這個領域,阿姆斯特丹的荷蘭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走在了前面。其創立於2012年的網絡工作室(Rijksstudio)複製了100萬藏品中的60.2萬件,且所有圖片均可自由下載並不限製商業用途。荷蘭國立博物館另外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並不避諱公開其數字化工程的成本:每年大約有150萬歐元的支出,這還不包含網站的日常維護與運營所需要的花銷。

 

▲ 著名設計品牌 DroogDesign 工作室以荷蘭國立博物館所藏的17世紀油畫《花朵與靜物》創作的紋身作品


至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它實際上一直走在數字化的前沿。博物館多達120萬件的藏品都已列於網站上,其中的47.5萬件還附帶了圖片,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免費資源庫。編制電子圖錄的工程也在進行中,大概每年都會增加8萬張圖片。博物館的一位女發言人表示:“目前我們並無計劃對這些藏品數字化工程的項目進行變動。”況且,亨特也並非對數字化持完全反對的態度,他認為數字化應該有其側重,“讓教師能夠更容易地在課堂上向學生展示博物館藏品”。

▲ V&A 實際上一直走在數字化的前沿。博物館多達120萬件的藏品都已列於網站上,其中的47.5萬件還附帶了圖片。而且在 Instagram 上也擁有其賬戶


至於亨特認為數字化會影響訪客的觀展體驗,看上去似乎正確,不過並沒有證據證明其觀點。實際上,就在2016至2017年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訪客人次達到700萬人次,打破了歷年紀錄。這說明即便博物館做了大量的數字化工作,人們更願意在實體空間裡進行參觀。

新的觀者·新的創作

因此比起重新考慮館藏數字化的價值所在,相反地博物館機構們爭先恐後地打通著針對各自館藏的數字渠道,這一舉動可以說明,在數碼時代,似乎人們達成了一個共識—參觀者不僅僅出現在博物館展廳裡,也存在於網絡中。在網絡時代,越來越多為移動智能設備、社交媒體而創作的藝術作品出現了。人們用 Instagram-friendly(社交媒體友好度)和 Selfie-friendly(自拍友好度)來概括這種現象。畫家們有意識地在正方形畫布上創作,因為這樣更符合Instagram 的上傳;裝置藝術家開始在作品中留下幾處格外適合自拍的部分;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將會重新裝修一個適合遊客自拍的露台。


除了改變作品尺寸以適應社交媒體外,藝術家們也探索著與新媒介進行更深層的互動,以網絡為畫筆進行創作。 2016年,英國年輕女藝術家阿瑪利亞·烏爾曼(Amalia Ulman)在 Instagram 上的表演作品被搬進泰特現代美術館。在今年6月27日,因數字化而備受非議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展覽“會說話的照片:藝術家之間的拍照手機對話”(Talking Pictures: Camera-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Artists),以紀念iPhone誕生十週年。 12對藝術家在5個月內互相發送照片和視頻,共同完成一場視覺對話。展覽的導言如是寫道:“從前,照相機的主要功能是記錄過去。而今,則是被人們用來分享即時體驗,與之相伴的是人與人之間前所未有的親密……照片成為了一種流動的、即時而又瞬時的媒介。”


▲ LACMA 宣布洛杉磯藝術家 Guadalupe Rosales 成為其首位駐 Instagram 藝術家。 Rosales 自己運營兩個Instagram賬號,同時也正在建立洛杉磯上世紀90年代拉丁美洲族裔聚會派對的相關照片與物件檔案,LACMA


洛杉磯藝術博物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可能是擁抱數字化浪潮最為積極的機構之一。 7月初,該博物館宣布洛杉磯藝術家 Guadalupe Rosales 成為其首位駐 Instagram 藝術家。 Rosales 自己運營兩個 Instagram 賬號,同時也正在建立洛杉磯上世紀90年代拉丁美洲族裔聚會派對的相關照片與物件檔案。博物館當代藝術部負責人麗塔·岡薩雷茲(Rita Gonzalez)表示:“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Rosales 在一種更廣闊的意義上使用Instagram,她對這一社交網絡平台的看法,與策展人和藝術家的學術研究並無二致。”洛杉磯藝術博物館的技術·網絡·數字媒體部門副總監艾米·哈貝爾(Amy Habel)則對數字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好像人們都希望美術館能夠像圖書館一樣安靜,但事實不一定非要這樣……我認為,時間已經證明了,現在的技術並不會真正減損對藝術作品的體驗。”數字化不僅為觀眾帶來了線上館藏圖片,也為藝術創作增強了偶發性,擴大了場域。 (撰文/姜伊威、Martin Bailey、Phenix Luk;譯/索尼婭)